"从妖术恐惧到艺术觉醒：中国摄影百年转型史，见证了一个民族在现代化浪潮中对外来技术的文化消化与美学重塑。"
1844年，广州照相馆里，法国海关总检察官于勒·埃及尔正为两广总督耆英拍摄肖像。这位清廷重臣面对镜头时紧闭双眼的瞬间，成为中国摄影史上极具象征性的画面——既是对"照相摄魂"恐惧的直观呈现，也预示着一种全新视觉文化在中国的艰难诞生。从19世纪中叶被视为"妖术"，到20世纪初成为"实业救国"的技术手段，再到"五四"时期升华为艺术表达，中国摄影的早期发展史，实则是现代性在中国社会层层渗透的微观缩影。
一、双重妖魔化：摄影的认知困境
摄影术传入中国之初遭遇的阻力，呈现出东西方文明碰撞的典型症候。在民间，这种能精确复现人像的技术被与传统丧葬仪式中的"影像"相联系，产生了独特的文化误读：
- 灵魂恐惧：民间认为相机摄取的是人的"威光"（灵魂）
- 身体禁忌：半身照被联想为"腰斩"之刑
- 死亡预兆：传言拍照后短则一月长则两年必死
这种恐惧并非中国独有。法国早期摄影史记载，1840年代巴黎郊区的农民同样拒绝拍照，担心会因此失去灵魂。但西方殖民话语将中国对摄影的抗拒塑造为东方蒙昧的象征，形成了双重妖魔化叙事。英国摄影师汤姆逊在1870年代的记录中，刻意强化了"开明西方"与"迷信中国"的二元对立，这种叙事成为殖民主义视觉政体的组成部分。
二、技术救国：新政时期的工具化转向
《辛丑条约》签订后，摄影在官方话语中实现了价值重构。1901-1911年间，摄影技术被纳入清末新政的"实业救国"体系，发生了三重转变：
- 教育制度化：北京、天津等地的工艺传习所开设摄影课程
- 知识生产：周耀光《实用映相学》（1907）等教材问世
- 功能拓展：从肖像记录扩展到地质勘探、军事测绘等领域
广东高等学堂的教学实践显示，此时摄影已被明确视为"文明程度之表征"。这种工具化转型，使得摄影摆脱了"妖术"污名，成为现代化追求的具象载体。
三、艺术觉醒：五四时期的审美革命
1920年代，受新文化运动影响，中国摄影开始了艺术化探索。以北京"光社"为代表的艺术团体，推动了三重突破：
美学观念：
- 陈万里提出"中国艺术色彩论"
- 刘半农区分"写真照相"与"美术照相"
- 俞平伯倡导"以一心映现万物"的创作观
创作实践：
- 题材转向风光、静物等纯艺术领域
- 技法融合中国传统绘画构图
- 追求"诗味隽永"的意境表达
理论建构：
- 引入西方画意摄影理论
- 提出摄影民族化主张
- 建立"个性表现"的批评标准
1924年出版的《大风集》标志着这种艺术自觉的成熟。陈万里拍摄的西湖景致，通过留白与虚实处理，呈现出与倪瓒山水画相通的美学品格，实现了"摄影艺术中国化"的初步尝试。
四、视觉现代性的中国路径
中国摄影的早期发展，折射出非西方社会接受现代性的独特路径：
- 认知阶段（1840-1900）：异质文化冲突下的恐惧与排斥
- 工具阶段（1901-1915）：实用主义导向的技术吸收
- 审美阶段（1915-1927）：文化主体意识觉醒后的创造性转化
这一过程不同于西方摄影从科学技术自然演进为艺术形式的发展轨迹，展现出后发国家在现代性追求中的文化调适智慧。岭南画派"折中中西"的主张，在摄影领域同样得到响应，高剑父组织的"中华写真队"即尝试将传统笔墨意境与摄影写实技法相结合。
五、媒介考古学的当代启示
回望这段历史，有几个关键转折点值得深思：
- 1907年：周耀光《实用映相学》出版，确立摄影的科教价值
- 1923年：北京大学"光社"成立，开启艺术摄影运动
- 1924年：《大风集》面世，奠定民族化摄影美学基础
这些节点构成中国视觉现代性觉醒的路标。当下数字影像泛滥的时代，早期摄影家对媒介本体的思考——如刘半农强调的"借照相表现中国人特有情趣"，仍为图像生产提供了文化自觉的维度。从妖术恐惧到艺术创造，中国摄影的百年转型，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以自身文化消化外来技术的生动实验。